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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挖掘机去“打工”广丰农民的创业经

点击次数:3156次 发布时间:2013/5/27 11:29:08

    1987年6月7日,端午节后第二天,粽子的香味还没有散去,广丰县五都镇东兴林场的农民余敏建就冒雨离开了家门。年轻的妻子在他的背包中塞了几个粽子,还是滚烫的。
  余敏建要去上海,按照介绍他去的人的说法,是去修“飞机跑道”。可直到快建成通车时,他才知道自己参与修建的是中国第一条高速公路。
  就是在这年,广丰人喊出“广丰要想富,十万劳力要出去”的口号,自此拉开广丰人出省打工的序幕。
  靠关系才能进“民工团”
  余敏建家有6个兄弟姐妹,他排行老二。老大是个姐姐。十三四岁时,余敏建就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。还在读小学的他,经常扛着锄头,跟在父亲身后下农田。
  那时,东兴林场有100多户人家,人均耕地不到5分田。一家人辛苦劳作耕种两造水稻,只够吃上3个月,其他9个月的粮食只能想办法凑。
  没钱交学费、买课本,余敏建上完四年级就辍学了。农闲时,余敏建还陆续做过卖冰棍、贩菜、贩猪的生意。但这也只够填饱一家人的肚子。因为没钱建房子,到1986年结婚时,余敏建还要睡到别人家的床上去。
  余敏建家就是当时广丰人的缩影。《广丰县志》载,当时全县80万人,人均耕地0.37亩,是江西有名的“人多田少”县。“单衣度寒冬,吃粮靠回供,出行路不通,花钱全靠打零工”的民谣,就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广丰经济生活的真实写照。
  早在1956年,广丰就开始进行劳务输出,先后参加了鹰厦铁路、宁赣铁路、6567工地和大型矿山建设,但都是偷偷摸摸进行的。1978年,余敏建买自行车卖冰棍的那年,县里组织了首批外出打工的“民工团”。“民工团”的工作主要是到工地上用板车运土:装上满车土,拉到3公里外卸下,每天七八趟。
  这是广丰县首次公开组织的劳务输出。一开始,想进“民工团”必须要有一定的关系和背景。六七十名“团员”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,如县粮食局局长的儿子、县供销社主任的儿子等。初中毕业的刘云富,则依靠父亲是江西省劳模的关系,顺利“入团”。
  “民工团”持续了若干年,慢慢地不再需要走关系,普通农民也加入其中,比如五都镇花棚村的村民项达昌和项达森。上世纪80年代,“民工团”几乎转战了江西省内所有大型工程的工地。没有土可运的时候,“民工团”只能漫无目的地等待。
  没有关系进不了“民工团”,余敏建只得自寻出路。1987年年初,他用多年贩卖生猪赚的8000多块钱买了一台手扶拖拉机,开始帮人拉煤拉货,一天能赚个30来块钱。
  好景不长。原本少见的手扶拖拉机,短短半年内,仅在广丰县横山镇一个村里就多出了二三十台。眼看生意越来越难做,余敏建也犯了难。
  到上海去修“飞机跑道”
  这时,一位在外地做工程的好友给余敏建带来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:上海那边正在修建一条“飞机跑道”!——从未见过宽敞的沥青路面,余敏建曾一直以为那就是“飞机跑道”。
  1987年6月7日,端午节刚过,一辆货车载着拖拉机,余敏建跟着就往上海去了。那时,通往上海的路都是泥巴路,遇上瓢泼的大雨,更是泥泞不堪。一天夜里,走在浙江境内时,货车滑进路边小水渠,拖拉机也翻倒下来。
  前不着村,后不着店,余敏建和司机就在倾斜的货车里过了两夜,后来才从附近村庄找了二三十个村民将货车抬出来。将随身带的几百块钱给了村民,6月10日,余敏建几乎是身无分文地来到中国第一条高速公路的工地上。
  好不容易带过去的手扶拖拉机却没能派上用场。上海的土质跟江西的不一样,“又松又软,就像是牛大便,放在拖拉机里很容易溢出来”。余敏建只好重拾板车,每车3块2毛钱,一天可拉到15车,可得48块钱。
  赚的钱比在老家多,但吃和住就差得远。余敏建记得,那时他们住在上海本地人弃用的猪圈里,一到夏天臭味迎面扑来。吃的则是从市场里捡来的黄叶蔬菜。
  不独余敏建,“民工团”的团员项达昌也接到了“上海在修建飞机跑道”的消息。“民工团”在江西的工程早已结束,项达昌背起行囊就离开了“民工团”。
  项达昌是坐火车去的上海,此前他甚至不知道上海在什么方向。在好友介绍下,项达昌在余敏建所在的工地谋到一份活计:老本行,运土。
  1989年,靠着出外打工赚下的6万来块钱,项达昌成了广丰县第一个购买私家小轿车的人。那是一辆进口吉普车。项达昌的成功在广丰县引起轰动,被县政府作为打工致富典型在全县进行宣传。
  这年,还是国定贫困县的广丰县财政收入不到3000万元,人均年收入仅200多元。广丰人从项达昌身上看到了脱贫的希望。1989年,县政府文件中首次提出“广丰要想富,十万劳力要出去”的口号。广丰县大规模跨省外出打工的序幕就此拉开。
  仅1990年一年间,广丰县的劳务输出人数达到近7万。各乡镇涌现出父子同行、夫妻携手、兄弟姐妹结伴外出打工的浪潮。
  花血本也要买挖掘机
  1988年,刘云富也离开“民工团”,到南京钢铁厂用手扶拖拉机运煤渣。一天,钢铁厂污水流经的河道两岸挤满了人。所有人的目光投向河道中央。那里,一只“怪物”在水中来回行走,挥舞一只“铁臂”在河底搅动,一大堆淤泥随之破水而出。
  刘云富看了整整一个上午。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挖掘机。得知一台挖掘机一天工价2000元,刘云富更是瞪大了眼睛,这足足是他一个月的工钱。
  这时,已在上海打拼多年的项达昌也看到了挖掘机的潜在市场。
  1990年4月18日,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上海宣布:“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同意上海市加快浦东地区的开发,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。”要开发,就要有建设;有建设,必然有工地;有工地,必然需要挖掘机。1992年,抱着这个简单的想法,项达昌花28万元与人合资买了一台二手挖掘机。
  项达昌说,那时上海到处在搞建设,预订挖掘机的工地接连不断,档期经常排到一个月后。而挖掘机师傅是工地上待遇最高的人,一天工价2000元,还要给师傅两三百元不等的红包,吃饭也是好菜好酒招待。
  样本意义
  广丰县本是个典型的国定贫困县:拥有近80万人口,人均却只有0.37亩耕地。上世纪八十年代末,广丰农民喊出“广丰要想富,十万劳力要出去”,成为江西最早外出闯荡的“打工族”,如今已有30多万务工人员遍布全国。
  1992年,广丰县五都镇花棚村村民项达昌去上海打工,用手推车赚来的钱与人合买了广丰第一台挖掘机,掘得广丰挖掘机劳务创业史上“第一桶金”。项达昌的成功带动了广丰县挖掘机劳务市场的兴起。截至2010年,广丰县已拥有超过6万台挖掘机,占全国总量的十分之一,年创收百亿元,被誉为“中国挖掘机之都”。
  从“打工经济”的原始积累到“创业经济”——挖掘机产业的蓬勃发展,广丰县的快速崛起被经济学家赵晓称为“广丰现象”,为中西部贫困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。
  1993年春节过后,刘云富听说福建厦门同安有二手挖掘机卖,连忙带着挖掘机师傅赶过去,可在同安找了一个星期却一无所获。正准备打道回府时,一辆载着挖掘机的货车从他身边驶过,刘云富立即追了上去。追出两三公里外,刘云富才在一条河边赶上正在清洗挖掘机的车主,随即以26.6万元买下来,几天后就运到江苏。买挖掘机的钱多半是刘云富以生产队的名义贷的。
  1994年,余敏建也从深圳购买了一台二手挖掘机,当年就靠它赚了近10万元。工地多挖掘机少,预订的人接二连三,让余敏建应接不暇。1997年,余敏建又购得两台挖掘机,过了两年,又买了三台。
  带着挖机转战全国
  在项达昌等人示范下,外出打工买挖掘机在花棚村一时间蔚然成风。
  1995年前后,整个花棚村已有近百台挖掘机,之后每年都以几十台的速度增长。全村4600多口人,过半劳动力都在长三角打工,且绝大多数从事与挖掘机有关的工作。
  花棚村有个有意思的现象:只需看下这家的房子和车子,就知道拥有几台挖掘机。村主任项达森说:“房子建得漂亮,说明这家只有一台挖掘机。房子建得漂亮,又有小车,说明这家人拥有两台挖掘机。如果车子是奥迪、奔驰之类的话,这家人至少有5台挖掘机。”
  不仅仅是花棚村,整个广丰县买挖掘机的人也逐年成倍地增长。项达昌说,最高峰期整个上海有一半挖掘机来自广丰。
  一条在当地非常流行的段子说,在江苏一个工地的竞标大会上,工程方提出的唯一要求是:谁能在第二天聚集300台挖掘机,工程就由谁来负责。第二天,广丰人的300台挖掘机齐刷刷摆在工地上,顺利地拿下工程。
  另一条段子说的是,有个小偷在安徽将一台广丰人的挖掘机偷走,好不容易运到上海卖了,结果买主又恰好是广丰人。小偷就这样人赃并获,束手就擒。
  但上海只是广丰挖掘机的第一站。2001年,国家实施“西部大开发”战略的第二年,刘云富带着挖掘机来到重庆,承包了一段3公里高速公路的土石方工程。接着,他的另外两台挖掘机又分别开往广西贵港和湖南娄底。项达森说,仅花棚村的1000多台挖掘机就遍布大陆各省,尤其以西部地区居多。
  广丰挖掘机协会秘书长吴贞柏说,截至目前,整个广丰有6万多台挖掘机,占到全国挖掘机数量的1/10。2007年,广丰挖掘机工被中国就业促进会推荐为全国优秀劳务品牌,广丰也获得“中国挖掘机之都”称号。
  按照一台挖掘机两名从业人员来计算,整个广丰县有12万人从事挖掘机行业。如果加上销售以及家属之类的,挖掘机市场带动的劳动力超过了20万人。广丰县宣传部部长朱炳亮说,最近几年广丰每年有30万人外出打工,遍布全国每个省市自治区,在广东、上海、浙江等地还出现了“广丰街”、“广丰村”。
  挖掘机“先驱”纷纷转型
  买挖掘机的人越来越多,工程也越来越难接。2002年,靠挖掘机在上海买下两套价值百万元的房子后,余敏建考虑转型。
  这时,一个品牌挖掘机的厂家联系到余敏建,希望在广丰设立销售代理处,每卖一台挖掘机抽成2.5万元。余敏建立马答应下来,并放言在2003年春节期间至少销售10台。
  厂家认为他在说大话,不愿意将样机从上海运回广丰展览。余敏建便自掏一万多元,将自己的挖掘机从上海运回广丰。展览当天就卖出了9台。
  2003年,余敏建卖出60多台挖掘机,赚得150多万元中介费。第二年,初尝甜头的余敏建将6台挖掘机悉数卖掉,回到广丰专心代理销售。
  无独有偶。项达昌也卖掉了挖掘机回到广丰,专做市政建设等工程承包。有着广丰挖掘机协会副会长头衔的刘云富也渐渐淡出挖掘机市场,开始四处承包工程,手中的挖掘机从最多时的5台到如今的1台。
  “现在挖掘机生意不好做了。”说这话时,刘云富的电话不断,大多是贷款买了挖掘机却还不起基本月供的人,来找他向银行说情。刘云富分析,一来,挖掘机多了,接到的工程量偏少;二来,工程款也没有像过去那样好结算,拖欠工程款的比比皆是。
  尽管如此,广丰人购买挖掘机的热潮仍在继续。如今,县内云集了30多个国内外挖掘机品牌经销商,年总销量逾3000台。当地政府也计划拿出3000万元贴息小额担保贷款额度,专门帮挖掘机创业者解决融资瓶颈。
  每年春节,各地开挖掘机的人陆续回来时,是余敏建最忙的时候。有了春节一月卖出100台的销售记录,余敏建说,到2012年他将实现5个亿的销售额。
  热潮背后,另一番景象却似乎被人们忽视了。在往年只有春节销售旺季时才会停满挖掘机的三个大型停车场里,放置不用的挖掘机渐渐地多起来,轮胎上的黄泥早已干枯。
  “挖掘机经济学”
  截至目前,整个广丰有6万多台挖掘机,占到全国挖掘机数量的1/10。
  按照一台挖掘机两名从业人员来计算,整个广丰县有12万人从事挖掘机行业。
  如果加上销售以及家属之类的,挖掘机市场带动的劳动力超过了20万人。